如何培养出一流的区域国别学者？

目前，区域国别学在我国方兴未艾，其诞生之初就设计了一条独特的人才培养之路，要求从业者“熟谙对象国语言，有在对象国生活经历”，循着这条路，能培养出一流的学者吗？当我在脑海里检索区域国别学科史上公认的思想大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这个名字第一个跳出来。作为区域研究领域培养的最早一批学者，他走了一条堪称典范的“成学之路”。当我们以这一视角，重读他的自传《椰壳碗外的人生》，以及两本专著《语言与权力》《比较的幽灵》带有回忆录性质的“导论”，仍然颇有启发。

安德森出生于抗战前夕的昆明，父亲是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署的高级雇员，爱尔兰人，母亲是英国人。1941年，为避战乱，他们取道美国返乡，却因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而滞留中途。安德森在美国开始接受教育，回到英国后，先后就读于伊顿公学和剑桥大学，四海为家的跨文化成长背景，使他“有一种位处边缘的有益感觉”。

1958年，剑桥毕业后的安德森获得了一个机会，来到康奈尔大学。是时，“一项包裹着激切的变革意图而且有规划、有领导、有组织的学术构造工程和大学学术运动”正在美国方兴未艾，这就是“区域研究”的创生。安德森回忆录的第二章，以“区域研究”为标题，颇为生动地记述了这一新学科的勃兴。二战后美国的政治和知识精英们敏锐地意识到，对于世界上很多他们期待在其政治中发挥关键作用的地区，他们知之甚少。康奈尔大学在卡欣等人的努力下，成立了东南亚研究中心，安德森作为学生加入其中，成为众师长口中的“安德森宝宝”。

安德森从小在多语言环境中成长，父亲熟悉汉语，他牙牙学语的第一个单词学自家里女佣的越南语，第一个朋友是个中国小姑娘。在美国小学里学拉丁语时，安德森就意识到自己的语言天赋。在伊顿公学和剑桥大学，他接受了英国传统的精英教育，广涉英、法、德、俄、希腊语的古典作品。投身东南亚研究后，他学会了泰语，为研究菲律宾，51岁时还开始学习他加禄语。所有外语中，安德森说，印度尼西亚语才是他的第二语言，他甚至梦中也讲印尼语。他先是在康奈尔的课堂上学习印尼语，后来他发现，“三年的课堂语言学习不敌浸润在外国日常生活之中六个月”，因而力主到现场去学习。他认为：“学习一门语言并不仅仅是学习语言交流方式。它也是学习一个说和写与我们不同语言的民族的思维和感觉方式。它也是学习构成他们的思想和情感的历史和文化基础，以此学习与他们感同身受。”在后来的学术作品中，我们能看到他对语言与权力关系有着深刻的认识。

比安德森更早一代的区域研究者，几乎全部出自有学识的殖民地官员。到了战后后殖民时代，教授和研究生代替了官员，成为主要的域外知识生产者。专家的培养讲求科班出身，开始把学生登陆对象国开展田野调查作为“登堂入室”的第一步。

安德森的恩师卡欣敦促他开始撰写关于日据时期印度尼西亚的博士论文，并搞到了一笔研究资助，可以支撑他在印尼生活。安德森曾说，他进康奈尔大学“是出于最肤浅的原因：好奇”。区域研究者需要一颗惊异之心，对域外世界充满惊奇，愉悦地投入其中。安德森弄到了一辆小摩托车，很快熟悉了雅加达的每条街道。他愉快地与各色人等交谈，从内阁部长、军官、中小学教师、女招待到异装癖妓女、街头小混混，在人行道旁看闲人下棋。他花了大量时间去看各种演出，包括爪哇音乐、影子戏、面具舞和灵魂附体表演。他穿梭于爪哇各地，去巴厘岛，去北苏门答腊，使用五花八门的交通工具：飞机、火车、轮船、独木舟、牛车和骑马，在乡间搭便车，享受和司机妙不可言的聊天，“关于鬼、恶灵、足球、政治、坏警察、姑娘、萨满教巫师、地下彩票、占星术等”，或者爬到后面的敞篷车厢上，欣赏落日，感受凉风拂面。印尼的活力令他迷恋不已。

结束调研回到康奈尔，安德森顺利出版了博士论文，但在教职审查时仍然面临质疑。某位资深教授这样评价：“安德森的脑子很好使，但他基本上是一个区域研究人员”，言下之意，他是个二流之辈。可见当时区域研究虽然冲破了原有学科建制，但在学科链条中仍位居下端。区域国别学是带着学科交叉的承诺降世的，它假定对象国（或对象区域）在文化、历史和语言等方面具有一致性，因此，以对象国为容器，就可以把各个学科（主要来自社会科学，有时是人文学科，偶尔是自然科学）对该国的研究“交叉”到一起。安德森指出，区域国别学自带双重边界：一是学科边界（如“我是区域国别学的，你是政治学经济学什么学的”），二是国别边界（“我的对象国不同于你的”），当学科逻辑叠加地域逻辑，只会使研究越来越细碎，像“菲律宾异装癖者所用俚语的政治社会语境研究”（安德森逸笔斜出拟的一个选题）这类饾饤之学，并非学科交叉的初衷。区域国别专家如果蜷伏在这双重边界之内，“不服气地深深爬进区域问题的壳里，强调这个专业领域的独特性和不可比性，并投身于定义愈发狭窄、话题愈发冷僻的研究之中”，以此疆尔界自限，只能沦为二流学问。

1972年，由于安德森主撰的“康奈尔文件”激怒了印尼当局，印尼拒绝他入境。他不得不把目光转移到另外的国家，起初是泰国，后来是菲律宾，这反而使他从一国的狭窄视野中超脱出来，得以发展出一个比较的框架。安德森拥有一颗开放的头脑，他的著作成为各种智识资源的汇聚之地，最终形成一个调和了多个学科的理论框架。《想象的共同体》出于区域研究而最终超越区域研究，冲破了语言、文化和学科的界限，最终影响遍及几乎所有人文社会领域，安德森也成了一个“理论家”。

这里不得不提马克思主义对他的影响。安德森的回忆录中，弟弟罗里经常出现：小时候和他打架，沉迷于同一系列的小说，一起在伊顿上学，劝他接受康奈尔的助教工作。这位罗里的大名，后来在学界如雷贯耳：佩里·安德森——“英国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特里·伊格尔顿语），《新左派评论》的著名编辑。弟弟和他周边一圈学友的影响，使安德森“变得更加国际化，不再只是一个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宏阔视野和淑世情怀，给予了区域研究者最亟需的滋养，把安德森的印尼研究送入了世界。

当年轻的安德森作为一个区域研究者闯入东南亚之际，适逢此地风起云涌的独立和革命时期，他得时而驾，立场鲜明地介入了这段历史，成为一位“入戏的观众”，到老年回望一生，由激进转入平和，这样的人生，如风后散入江天的云；从文字风格上看，安德森回忆的笔调是洒脱的、轻快的，像柳絮般轻盈，他那“不作从容住”的漂泊童年，被迫转向、差点“绝来无续处”的田野调研，迁转不定的学术兴趣、出其不意的研究视角，也有飘忽如絮的感觉，但对于对象国，特别是印尼这个他称为“初恋”和最后终老之地，安德森充满了感情，这种感情是左翼知识分子对弱小民族命运的同情，也是一个区域研究专家“对自身所研究的地方和人民的情感依附”，这使他飘忽的人生最终粘着到了东南亚这片湿热的土地上，正如雨余粘地之絮。他的回忆录和他的研究一样，把“轻捷”和“浸透”两种风格、把“黏着在地”和“抽离游观”两种视角统一到了一起。

（作者为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教授）